三鹿事件后遗症巨大，让公众几年时间就忘却伤疤的确很难，更何况，除吴显国外，三鹿事件“问题官员”已经有6名先后复出。高调免职、低调复出，事故问责难免有“打马虎眼”的嫌疑。当然，无论从情理还是制度上来说，相比其他官员，吴的复出已算特别低调。其一，其复出后的职位“含金量”好像大不如前；其二，4年多的冷板凳已算严厉。

　　我想，公众的质疑主要还在于，尽管问题官员中不乏“洗心革面”的人才，但如此“习惯性”的“问责-复出”是否不太“严肃”？问责如此“前紧后松”，是否有“忽悠”公众之嫌？自从非典事件以来，问责风暴不可谓不严厉。不过，一些地方官员也总结出了三十六计。第一计“以退为进”。除了部分被问责官员很快复出外，还有一些官员从被判死缓改为无期，又改为有期，过一段时间保外就医，再后来就释放了。第二计“鱼目混珠”。“免职”“撤职”混淆使用。按照《公务员法》，“免去”职务并不是处分，“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于是，“问责”成了“免职”，“免职”又成了“免责”，最后成了“带薪休假”。从黑砖窑事件、瓮安事件，到宜黄事件、阜阳奶粉事件、上海大火中，公众不难看到短短数月休假就急着“带病上岗”的“闪电侠”。

　　我本想从程序正义的高度为病人找病因。例如建议应把复出的原则、条件、程序写入问责制度和公务员法中，以杜绝复出乱象。不过细想起来，若不能治理人心，依然难保免职不成为“休假式治疗”。或许，如孟学农长诗所言，首先需要慰藉“心在哪里安放”。一个有能力有愿心的人，不做官照样能为老百姓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