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认识到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但政府却常常出于政治目的而对价格进行干预，其做法就像拽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

　　近日有媒体报道说，有关部委正着手制定相关管理办法，让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对房价进行直接行政调控。

该办法的核心内容包括，当房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时，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省级物价部门有权直接出手限制商品房销售价格，如直接限制利润水平、直接限定销售价格等。

　　据称，按照现行《价格法》，价格部门可以直接用行政手段限定房价。

　　或许依法依理，政府用行政手段限定房价都是可行的，并会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拥护，但问题在于，干预价值规律的后果未必能够如政府和大众所愿。

　　限价首先会刺激需求。我们知道，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反过来，价格变化还会影响需求和供给决策。对消费品而言，价格下降会刺激需求，价格提高会抑制需求。对投资品而言，价格上涨反而会刺激需求，价格下跌却抑制购买。由于住房兼具使用和投资双重属性，因而房价变化也与一般商品不同。作为必须品，住房价格的轻微变化，并不会影响需求变化。而当市场认为房价持续上涨时，可能会让未来需求转化为即时需求。作为投资品，房价上涨时，需求往往更旺盛。因而，房价的市场预期更能影响到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需求决策。

　　政府如若限定住房价格，则价格机制失灵，这会创造出超过均衡水平的需求。同时市场意识到未来房价会继续上涨，一方面促使远期消费转为即期消费，另一方面刺激投机性需求，从而加剧住房短缺。

　　其次，限价会抑制供给。对于住房供给而言，价格走高肯定会刺激开发商增加住房投资，从而增加供给。如果政府限定住房价格，乃至限定开发商利润率，这必然打击开发商的投资积极性，进而抑制住房供给。短期内，由于开发商已经增加了住房投资，因而供给缺乏弹性，开盘量会维持既有水平。但在中长期内，由于销售价格和利润率受到限定，开发商就失去了继续投资的动力，导致住房开发投资下降，从而减少市场供给。

　　这样看，政府限定住房价格，其目的好像是让消费者能够买得起房，但其结果是刺激了需求，同时抑制了供给。最终结果是，限价措施一旦取消，将推动住房价格进一步上涨。

　　或许可以认为，行政性限定价格是政府权益之计，为的是避免市场恐慌和政治动荡，但如果没有住房供给的同步增加，限价只能起到相反作用。

　　市场价值规律证明，价格限制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政府真要从民生角度出发来抑制房价，最好的办法是增加住房供给，改变房价单边上涨的市场预期。

　　这就要求政府放弃自身的利益，让市场和制度来发挥作用。导致房价持续上涨的责任并不在开发商、消费者和投资者，而在于不合理的住房制度和非常态的货币政策。因而，从长远看，若让住房回归消费属性，根本上还得从制度建设入手。

　　首先要建立合理的住房制度。由于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新一代工薪阶层普遍买不起房，因而，建立市场区隔的住房制度是当务之急。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如何进行市场区隔，保障房和市场房各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依然是走一步看一步，甚至是地方政府只看中央政府怎么走。如果不能以立法形式确保“人人有房住”，就无法建立可靠的保障房制度。

　　其次，要打破土地供给垄断。住房稀缺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际控制了住房供给，其表现就是政府垄断土地供应。目前土地市场全部为政府垄断，政府采取拍卖方式向市场供给土地，而且每年供应多少全部由政府说了算。不仅农民土地没有自主权，而且政府为获得超额土地收益，必然采取少量供给，人为制造短缺，不断抬高价格的方式。因而，全面放开土地供应，才是解决住房供给的根本所在。

　　第三，政府应节制货币发行。毫无疑问，导致此轮住房价格暴涨的原因在于货币过量供给。由于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采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货币增速过快，其结果必然是刺激资产泡沫膨胀。事实证明，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长期患有投资饥渴症情况下，过量货币增长必然导致产能过剩，从而抑制民间实业投资，刺激民间资本转向住房投资。因而，尽快采用紧缩政策，让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同时通过实体经济增长吸收多余流通性，才能抑制住房投机活动。

　　第四，税收政策应关注收益环节。如果政府认定住房应回归消费属性，那么就应该对住房转让所得高额征税。目前坊间热盼的“房产税”实际是对保有环节征税，这无疑会加大普通住房消费者的税收负担。“房产税”本意是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税收来源，但在不改变土地垄断条件下，“房产税”也不会妨碍地方政府追求土地收益的积极性。而在房价上行预期下，“房产税”也会向下转移给二级市场购买者。如果从抑制房价角度看，最好的办法是征收房地产“资本利得税”，即对房产转让获得的高收益课以重税。不过，想见到多套住房的拥有者多为富人和官员，这样的税收大概很难出台。

　　价格管制只能短时间抑制价格上涨，最终价值规律仍要发挥作用。这样看，限定住房价格政策，还是不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