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村是农村人口非农化的伴生现象，主要表现为村庄废弃和土地闲置浪费。全国空心村占地大约1.14亿亩，相当于5个北京市的总面积。根据测算，治理空心村可以挖掘30%～40%的增地潜力。有关部门应摸清底数，查明情况，总结一些地区成功的治理经验，从三农全局理顺空心村治理，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近市民化。

　　现在，每年有近1500万青壮年人口从农村转移，留守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山东省乳山市樗树崖村约有600处宅基地，其中荒废多年的房子有200多处。除了正常生育之外，村里的人口几乎只出不进，逐年减少，空置的房子越来越多。江西省新干县溧水镇庄里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老村空荡荡的，常住人口中有一半在外务工；许多废弃房屋已经倒塌，有些老屋住着祖孙三人或四人。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央出台了15个“一号文件”，都强调要解决三农问题。涉农的17个部委一直在传达一种政策导向，即多种粮食农民就能多增加收入，为此几乎用尽了补贴、免税等各种各样的扶持手段。但客观情况是，全国800个产粮大县，无一例外都是财政弱县和农民穷县。黑龙江省70个产粮大县中，有43个财政收入不足亿元，有21个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有60个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特别是空心村在全国的大面积出现，表明一些政策措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农村的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缺乏足够的反思。

　　有一笔账是明摆着的，全国2.5亿个农户承包了18亿亩耕地，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大约为7亩。但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现在有14个省户均耕地不到2亩，660多个县户均耕地不足1亩。农民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亩均净利润是185.2元。也就是说，即使按户均7亩地、夏秋两季都收粮计算，每年种粮净利润不到2600元(185.2元×7亩×2季)。种地就意味着过穷日子，不设法解开这个结，农村就留不住青壮年农民，出现大面积空心村也就不可避免。

　　从治国理政的全局看，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3.49亿人的吃饭问题仍然是头等大事。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以种地为耻，有2.62亿人选择了进城务工。靠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种粮食，一个国家究竟能走多久？“谁来种地”、“如何种地”实际上是一个攸关国家生存的大问题。我认为，能否治理好空心村，关键在于各级官员愿不愿意把农民放在心上，愿不愿意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让种地受人尊敬，是一场旧思维的颠覆性革命，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执政理念大变革。

　　我国产业发展中最复杂、最尖锐的矛盾，是农业生产基础薄弱，靠天吃饭、科技支撑乏力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旱涝灾害的不确定性还在逐年增大，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时有发生。建议通过治理空心村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利用，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全面认识现代农业在食品保障、工业原料、劳动就业、生态保护、旅游观光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基础作用，提高农业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构建城乡相融的农业发展格局。

　　农民富则国家盛，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稳则社会安。治理空心村，归根到底还是要培养职业农民，特别是让45岁以下的青壮年农民从农业现代化中走向富裕。

　　新型城镇化也好，农村中心社区也好，都不应当造成农村经济的大萧条，农民更不应当沦落为整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认为应当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有鸵鸟心态。如果治理空心村仍然以牺牲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代价，就会成为经济风险的重要根源，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引爆点。

　　按2020年城镇化率60%测算，农村还将减少2.8亿~3亿人，空心村正处于上升期。治理空心村，是一把打开当前经济困局的钥匙，既可以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又能够满足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用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但问题是，农民的宅基地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形式，具有社会福利和保障功能。如果不能保证农民在治理中成为主要受益者，农民就不会有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