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昨日对此表示，在征求意见中，作为公民最重要的是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才能对政府制定政策有效。“公民应该很具体地讨论利益关系，可能的损失和可能的收益，谁获益了，谁失利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毛寿龙表示，“把自己的事情说清楚，自己的利益得失关系说清楚，对政府制定政策是最有利的。”

　　毛寿龙指出，因受到视野及专业性、调查等方面的影响，公民的意见不太容易被直接采纳，相较而言，专家的观点则容易被采纳，“如果公民也来做这方面的调研，可能会顾此失彼，不如说一下自己的利益和呼声，可能更容易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群体集成意见递交的案例，毛寿龙指出，意见质量的高低不能以签名人数的多少来判断。“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大多数人，另一方面，持相反意见的人可能并没有被关注到。没有正常的程序来表明这个是多数还是少数，所以以人数多少来论，可能也会有偏颇。”

　　“签名多少和民意基础不见得是对等的。”毛寿龙指出，关键还在于理性的声音。

　　■ 京版意见书

　　“国家大事我们有义务提意见”

　　今天上午，马立明等三位北京市民将把建议书送到国务院法制办。对于他们而言，递交意见书已非第一次。主笔人骆淇椿说，这次的意见书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经过了3次修改，意见书的落款是5479名北京市民。

　　此前已提交一份意见书

　　新京报：5479人签名提交建议书，动力是什么？

　　骆淇椿：拆迁条例是国家大事，是与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我们当然有义务去提意见。

　　新京报：有几个人参与组织这次提议？你们怎么认识的？

　　骆淇椿：第一次征求意见时，我们有6个组织者，第二次我们增加到9个。我们是从北京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改造过程中，因为拆迁诉讼结识的。

　　新京报：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拆迁条例的？

　　骆淇椿：我们研究拆迁条例，并不是从这次国务院法制办公开征求意见开始，今年1月份第一次征求意见时，我们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立即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制定征收法的建议》。

　　新京报：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提交的？

　　骆淇椿：2月10日把文件送到了国务院法制办，还通过邮件发给了这些部门。

　　新京报：为什么会研究拆迁条例？

　　骆淇椿：我们是金融街[简介 最新动态]那片区的拆迁户，1995年时，开发商拿着一份拆迁许可证要求我们搬迁，补偿非常少。我们觉得不对劲，自己的房子怎么有一天人进来就能拆了，于是就开始研究。不同片区的拆迁户里，总有一两个人会拿出条例来看，相互间就发现有共同研究的，没事时就坐在一起研究。就这样，人越来越多。

　　新京报：你们是如何征集到5479个签名的？

　　骆淇椿：这些人虽然分布在不同地区，但都是集体诉讼原告，每个诉讼都会有一个诉讼代表，这些代表是相互认识的，我们把意见稿给代表，然后代表会给其他人看，大家看过后提出意见表态，这些人的信息再通过诉讼代表收集上来，我们进行登记，最终形成了5479人的集体意见。

　　希望条例透明度更高

　　新京报：怎么能保证这份意见书能代表五千多个人的观点？

　　骆淇椿：我们每次意见形成后，都会给代表，然后由代表拿给各区的签字公民看，之后他们也会提一些意见建议，我们还会再根据他们的意见建议研究修改。

　　新京报：第二次意见稿修改了几次？

　　骆淇椿：3次。第二次征求意见一开始，就有之前的参与者打电话给我，说国务院法制办又开始征求意见了，我们还要继续做这件事。于是，12月21日我依照第一次的意见和这次新的征求意见稿起草了第一稿，其间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12月27日完成了第三次，也就是这次的定稿。

　　新京报：今天你们会通过什么方式提交？

　　骆淇椿：有3个代表去国务院法制办，当面递交书面材料。

　　新京报：可以通过邮箱等多种方式，这么冷的天，为什么要再跑一趟？

　　骆淇椿：距离近呗，这样的大事，过去的代表自己本身也觉得很光荣。

　　新京报：这次再提交有没有什么期待？

　　骆淇椿：如果说有所期望，就是希望这一条例制定的透明度能够更高。这样的一件大事，还需要进行再讨论、更广泛的全民讨论。

　　本报记者 张静 郭少峰

　　■ 湘版意见书

　　“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

　　来自长沙岳麓区的浣铁军和他的四位老乡，今日上午要把一本“公民建议书”送到国务院法制办和全国人大法工委。书里有7000多名长沙民众的签名，浣铁军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公民说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