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港新闻

2011新年在即解决劳资纠纷问题是国家体制裁判

张家港新闻 2011/1/1 9:38:11 1083次 0条点评
摘要王晶简介: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秘书长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关系系

王晶简介: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劳动关系分会秘书长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副教授

  王晶,这位毕业于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既有精深的专业造诣,又有严谨的逻辑思维和理性的判断能力。采访中,她声音虽然不高,却字字珠玑;分析问题,鞭辟入里。

她直言,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常态化已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面对利益群体间的博弈,相关管理部门要做的,就是满足这种需求—在公平的原则下,通过法律、政策、制度等有效手段,搭建起有效的谈判沟通渠道和表达意见平台,令社会和谐、稳定。

  劳动争议复杂化将会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

  近年来,以罢工、停运等形式出现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在我国出现了井喷式增长,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忧虑。王晶表示,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包括美、德、法等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密集的罢工阶段。“我国在经历了近三十年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后,所有制结构、社会结构均发生很大变化,劳资矛盾和冲突的增加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反映,这也恰好说明了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成熟和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在她看来,劳动争议案件在我国近几年出现高速增长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

  首先、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后产生的深远意义超过了条款本身,最为重要的就是唤起了工人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法律意识以及集体行动意识远强于其父辈。

  其次、十年前国企改制可谓是顺风顺水,很少出现工人不配合的情况,但现在不同了,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历练,工人的权利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此外,转制过程中信息的不透明、政策的不落实以及管理层的腐败等问题,都是工人产生对抗情绪的原因,因此,在兼并或重组中,一旦出现影响工人生计的问题,隐性的不满就会成为显性的抗争行为。吉林通钢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最后,近年来劳动者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感日益消失。如果把改革开放30年划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劳动者还能感觉到和社会在共同进步,收入逐年增加。但在后一阶段,劳动者的同步感正在逐渐消失,无论按哪种口径计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都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而同期我国劳动生产率加速提升,两相对比,加大了劳动者的失落感和边缘感。

  当记者问及王晶应如何避免罢工等劳资纠纷时,她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集体劳动争议将会成为一种常态。要想把罢工等集体性劳资纠纷减少到最少,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应当好“裁判”。

  她坦言:“目前我国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内的企业家可以说是没有对手,在工资、工时决定,劳动条件等方面既不需要和工人协商,更不用和工会进行谈判。甚至出现任意延长工时,不付加班费,拖欠工资等违法行为。在GDP优先的政策主导下,一些地方政府过分依赖企业,依赖资本,对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企业惩罚力度小,监督和制约的弹性大,甚至出现政府替企业买单的现象。各级政府应对工人的集体维权行动有正确的态度和认识,建立和加强“裁判”协调的机制和力度,充分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和政府在劳资冲突中的角色和立场,还劳动者团结权、谈判权和争议权,使工会真正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代表工人和资方博弈。“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着重解决民生问题,劳动者权益保护无疑是民生问题之根本,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王晶满是兴奋的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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