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居住证制度，尽管在初期很难让持有人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也应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一些已经实施居住证的城市就出台有细化方案，如上海在2013年7月推出了居住证积分制度，与上海早已实施的落户积分制度类似，居住证积分也针对持有人设定了积分标准。年轻人通过努力达到标准后，则可享受相应公共服务待遇。而北京长期以来习惯用“指标”控制常住人口，无论是应届生获得留京资格，还是之前实施的工作居住证，都将指标分配给单位。单位效益就算不好，只要“背景”足够强势，指标够多，就能以此吸引人来工作，甚至倒卖指标的现象也暗地滋生。未来在利用居住证分配新市民的公共服务待遇时，应注意将标准对应到个人，这样不仅能够吸引更多人才投身首都建设，也更好地维护了公平正义。

    昨日，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表示，今年我国要鼓励保险公司参与养老服务业建设，重点之一是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此前，幸福人寿监事长孟晓苏曾多次表示要于今年1月推出“以房养老”产品，但至今尚未推出。“以房养老”是指老年人将自己的产权房抵押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在老人去世后，保险公司或银行收回住房使用权，这种养老方式被视为完善养老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补充。

    “地方政府是有房价上涨动力，但房价上涨与否，上涨多少，很多时候并不是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张大伟说，这些年看下来，房价的波动与中央的调控政策、金融信贷政策、财税政策关联度极大，责任到底在谁？

    在陈国强看来，各地出台房价控制目标本身就是把房地产调控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影响房价的因素太多。“很多时候往往是前一年，甚至是前几年的土地供应计划、货币投放计划等等因素造成的。”

    社会和谐基于制度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证各阶层、政党、民族和谐融洽的制度，是保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制度，是和谐价值观的制度基础。在根本政治制度中，人民当家作主，共同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地位的平等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在基本政治制度中，政党关系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充分协商、广泛参与，民族关系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基层群众关系体现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政治权利的保障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确定了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保证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经济利益的保障维系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时我们也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利益固化的藩篱，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影响了社会和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通过制度完善、治理创新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从而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和谐的认同、信心和预期。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可能带来的恶果无需多言，直接的就是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在投资、内需、出口三驾拉动经济的马车中，内需持续不振是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而这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很有关系。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坚决落实“八项规定”，狠刹“四风”，政府“三公”消费大幅下降，竟然带来一些行业的萧条，如高端饮食业和部分奢侈品行业。这一方面说明“三公”消费的厉害，同时也说明我国民间消费力的孱弱。2013年，消费对GDP的贡献为50%，仍然不高。此外，由于低收入阶层占比过大，从而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我国服务业占三大产业的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低的。

    即便“公务员辞职潮”已被网民认为有媒体炒作之嫌，但在青年眼里，公务员究竟还是让自己趋之若鹜的“香饽饽”吗？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当过基层公务员”似乎成了民间舆论场中“正反方”的分界线。不少基层青年公务员认为，反对公务员加薪的网民，是把“贪官”和“公务员”混为一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