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职业化的老司机，反而较少呈现出“路怒”的种种举动。这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早已“怒过”，为何“路怒症状”更多出现于非职业的、驾龄不长的司机身上呢？简单化地分析，一部分“路怒族”的怒气，往往来自于手搭方向盘时仍然残存的、源于物质匮乏年代的深度不适应感。中国汽车社会的骤然来临，在节奏上超过了国人心理的适应性、以及国民素质的追赶步伐。“物质丰富”的幻觉，让年轻的驾驶者们多了几分浮躁，少了几分谦卑谦恭。

　　最近，随着一则“成都一女子因突然变道被人打成脑震荡”的新闻的传播以及公众对此的讨论，“路怒族”现象再次受到关注。在广州，由于较早“仓廪实”并进入汽车社会，兼之相对温和的城市性格，“广州人开车文明”已经得到公认。但即便如此，“路怒症”依然在这里屡见不鲜，由此导致的摩擦和悲剧也偶有发生。因此，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目前的共有现象，“路怒族”值得引起人们的反思。

　　“路怒族”一词，极为形象地勾勒出了当下“非职业司机”群体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往往集中体现于私家车主，或者驾龄并不算长的司机身上，具体而言，就是一坐进驾驶座、一摸到方向盘、一踩到油门，脾气就会莫名地变得比平时烦躁焦虑得多，一碰到有人违反交通规则“侵犯”“本尊”(如，被不太礼貌地变道超车、被后车打远光灯闪或者按喇叭)时，无名火便突然腾空而起，国骂滚滚而出，并可能伴之以行动的回击与挑衅，从“车斗”升级为“人斗”，一旦某一方擦枪走火按捺不住，则难免演变成暴力冲突。

　　而之所以说“非职业司机”，是因为我们发现，真正职业化的老司机，反而较少呈现出“路怒”的种种举动。这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早已“怒过”，如今要么见怪不怪、淡然处之，要么有过惨痛教训、引以为鉴；另一种可能性则是职业化的驾驶令其从内心多了一份专业感、义务感和自律意识，总之就是不与你们这些“菜鸟”一般见识。

　　那么，为何“路怒症状”更多出现于非职业的、驾龄不长的司机身上呢？当“路怒族”成为一种群体现象时，我们不妨从社会的鸟瞰视角来观察和剖析其微妙的心理学成因。

　　简单化地分析，一部分“路怒族”的怒气，往往来自于手搭方向盘时仍然残存的、源于物质匮乏年代的深度不适应感。中国汽车社会的骤然来临，在节奏上超过了国人心理的适应性、以及国民素质的追赶步伐。“物质丰富”的幻觉，让年轻的驾驶者们多了几分浮躁，少了几分谦卑谦恭。

　　再往深处探寻，“路怒症”其中更有人性相通的元素。其一，性格中的逞能基因。不少国人内心深处埋藏着一股“好汉情结”，人争一口气，一旦感觉受到挑衅，则容易演化为怒火。当然，躲在汽车的铁皮壳里的挑衅也部分放大了安全感错觉。其二，蔑视弱者本能。观察可发现，相当一部分“路怒族”均属于“半桶水响叮当”的司机，由于觉得自己“开得不错”，因此当看到他人开车技术“很烂”乃至影响交通、阻碍行车时，难免优越生鄙夷，鄙夷生怨愤。其三，替天行道幻觉。绝大多数“路怒族”之所以理直气壮地或者在车内高声咒骂别人、或者摇下车窗愤然指骂他人，正是因为这种油然而生的正义感——尤其是觉得自己遵守了交通规则而对方“竟敢”破坏规矩时，这种被不平衡心理催化出来的正义感，更是瞬间暴增，从而急于“给对方一点教训”。这种替天行道幻觉不仅体现于“路怒司机”身上，同样也体现于一些围观的看客身上。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得以维系社会公共道德的传统价值观在现代商业文明的冲击下，悄然消融和变形，在新的公共道德弘扬尚处在创建、调适和发育的缓慢过程中，传统道德观念中一些善的、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内容被摒弃，相反人性中一些固有的充满戾气的方面则变得更加醒目。这些恶化的表现，在上文论及的三种心态中，均能找到投射。

　　对于汽车文明相对发达的广州而言，解析这些症状仍然有着高度契合的现实针对性。消弭“路怒症”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广州“汽车社会”仍在升档提速的语境下，需要各方合力修炼的还有很多。比如，政府和社会对文明驾驶、安全驾驶的有意倡导和规范；又如，驾驶者个人对驾驶陋习的自觉摒弃，以及对用暴力手段“替天行道”冲动的自我否定与遏制；再如，在城市交通设施的设计和规划上多些精益求精的劲头，尽可能提高人性化、便捷化程度，减少道路摩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既需要水到渠成的培育和涵养，又必须辅以必要的人为努力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