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城市学区房价格飞涨并不断创出令人咋舌的天价，让教育部计划在今年推行的划片就近入学政策(“大学区”政策)还未完全落地，就可能陷入失效的境地。近年来，旨在净化教育环境的改革措施有效推进，过去“批条子”、“单位共建”、“地下指标市场”等学位分派的不公平现象大为减少，特长生和推优生也少了很多。由此，学位房形成的所谓“地段生”成为最重要的学位分派标准。而且，“拼爹”和拼关系的社会立足模式已成过去式，在“起点优势”的教育和竞争理念下，所有家长对于学位房的追逐热情空前高涨。

　　但是，以是否拥有产权住房作为单一分派标准，造成学位房价格一路飙涨，目前北上广深等地学位房的均价都在4万元左右。最优质片区的学位房，即便房龄在20年左右，周围环境嘈杂和拥挤，根本谈不上宜居，其价格也可达到7-10万之间，甚至超过了豪宅的价格。今年以来，北京甚至出现了一平米30万元的“宇宙学位房”，优质学位显然已经成了富人的金钱游戏，普通家庭或者只有看的份，或者咬牙买了以后便一夜赤贫；而且，靠房子分派学位的政策，使得跨区择校现象突出，优质教育片区的中小学“难求一张课桌”，教育质量差的区域则“被脚投票”。

　　为维护9年制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和普及性，促进区域间教育水平均衡发展，教育部在2014年底发布了《关于做好2015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重大城市100%的小学实现划片就近入学。这就是所谓的从“学位”到“大学区”的政策，即一个学区内会有多个不同的小学或中学，按照户籍、住房情况、学籍、居住年限、工作地、社保缴纳等条件，对申请人进行打分，最后根据得分高低来进行学位分派或抽签。

　　通过“多校划片”形成的大学区，其最大的好处是，一方面给了申请人选择同一片区内其他学校的机会，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学校集团化、强弱校对口帮扶，促进片区内教育质量均衡发展，降低传统学位房的价格；此外，以户籍、住所、工作地等指标为基准来打分，可有效规避跨区择校现象。但是，学区之间、同一学区内的学校之间，在教育质量上的差距由来已久，即便按学区入学，大家追逐好学区、好学校的动机没有变。除了户籍这一硬性指标之外，住房成为评判能否就近入学的最可行的关键指标。

　　因此，表面上看，就近入学率上升了。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个重点大城市公办小学2014年就近入学比例达到了97.9%，但这是技术层面操作的结果。原来择校现在变成了择学区，不仅学位房价格没有回落，学区内的房价“洼地”开始被填平，整个区域的房价普遍上涨。另外，由于学区政策调整与原来的地段生政策有冲突，反对和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因此，大学区政策下，好学位申请数必然大于招生数，电脑摇号是不得已的分配方式。

　　从目前各大城市操作来看，出于地段生的压力，并非全部学位都拿出来摇号，加上过去学位分派中暗箱操作多，老百姓也质疑摇号的公平性。最后的结果就是，很多地方仅拿少数几个片区做大学区政策的试验，学区内学校质量差异很小，导致大学区政策最初的设想流产，学位房重归教育资源分配的主导地位。

　　某种程度说，学区房(学位房)价格，是衡量一地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重要指标——价格越高，义务教育均衡程度越低。目前的政策仅以行政限制(如择校)去“堵”，而所谓盘活存量教育资源(集团化、强帮弱)也是软绵绵的，效果并不显著。本质上，问题出在教育投入的前瞻性规划和区域间的投入失衡。首先，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流入的人口更多，如北京、上海和广州过去10年内年均新增人口在60万以上，北京2014年幼升小学位申请的15万人中非户籍人口就有6万，再考虑到2007年金猪宝宝、2008年奥运宝宝等因素，新生儿一直维持在年均20-30万之间的规模，基础教育投入要早作规划。

　　但是，1993年提出的本世纪前教育财政性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尽管到2012年才达到，但十几年的欠账一直没有补上。过去，优质教育资源先入为主地布局在城市的老城区，亏欠的主要是农村和城市新区的教育投入，这不仅造成新区的城市居民追逐老城区的教育资源，农村地区的学生也开始向城市流动，优质学位越来越紧张。

　　另外，目前教育经费的预算、拨款、执行，还是以行政为主导，层层下拨很难做到经费真正用到刀刃上，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盖大楼等形象工程也不奇怪。而且，老城区作为教育强区，绝大部分行政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的小孩都在这里接受教育，这些区域获得的教育拨款、赞助更多，学校老师的福利也多，好的老师也倾向于在这些区域就业，区域间教育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越大的城市，公共资源愈加紧缺，而愈紧缺的公共资源就越倾向于凭票供应，这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物资短缺时期普遍存在。当今，户籍成为能否享有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第一道门槛，而对于优质教育资源这类相当稀缺的公共资源，仅有户籍门槛是不够的，是否拥有覆盖范围内的产权住房，就成为能否享有学位的“票证”。若仍旧没有加大有效的教育投入，区域间教育均衡实现不了的话，房子仍旧是分派学位的不二标准，“3·30”新政后，投资者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抬高了学区房价格，正是看明白了这一规律。

　　彻底解决学位房热或学区房热的问题，首先要实现市级财政统筹所有义务教育的办学标准，各片区教育资源供给标准和投入要完全一致；然后，政府仅履行办学标准要求的财政拨款职责，不干涉教育管理和如何办学；最后，教育管理要由各学区教育委员会负责，委员会成员由教育官员、人大代表、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共同组成，主要负责教育拨款预算、监督财政拨款和投入效果评价。未来，大城市人口将继续增加，外来人口“本地化”对于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单独二胎政策也是教育需求的新增部分。无论是教育投入早作规划，还是教育资源均等化，都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否则，不管是学位房，还是学区房，其价格还会上涨，且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李宇嘉(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