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有两位主席说过“两个凡是”，一个是毛主席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另一个是华主席说的“两个凡是”。后者在打倒四人帮时就很快的被人们遗忘了，但前者却没人敢加以否定，至今仍在影响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1998年23号房改文件出台时，我们就提出要在建立商品房市场的同时建立起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当所有人都在讨论房价和要挤入购买商品房的行列时，我们就提出“商品房应面对的只是中高收入家庭中的富人，不应让所有人都买房”。当政府将宏观调控的重点放在调控商品房房价时，我们又提出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是提供保障住房权利的公共产品的主张。当经济适用住房未加任何限制条件的混入到商品房的行列而自由交易时，我们又提出应对经济适用住房加以回购的限制。当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争论“居者有其屋”时，我们提出解决住房权利是有住房而非一定要有房产，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应靠政府解决廉租房……

我们曾提出了无数在当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主张，被认为是“人民公敌”的舆论，于是“凡是”就成了衡量对错的标准，道理则被骂声所淹没了。因为我们是发展商，因此就一定是只为了代表利益集团的立场，立场决定了对错，道理在“凡是”的面前毫无反抗之力。

昨天出台了两个关于民生的重大措施：一是关于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通知，要对农村的低收入人群实施保障；二是关于住房政策的重大调整，国务院第187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终于“人民公敌”的主张变成了政府文件中的措施，通过一系列的争论过程，政府开始下定决心为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买单了。

开发商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预知未来，但中国并非是唯一的市场经济。世界上许许多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历史却是可以借鉴的。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或者现在仍是资本主义的性质就否定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尤其是必须用政府的财力与转移支付来弥补市场经济竞争中残酷淘汰弱势群体这一必然现象的不足，包括收入分配与住房权利的保障。

正是这些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用国家的财力帮助与保障那些无法靠自身收入来用商品房解决住房问题的先例告诉我们，在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完全靠国家福利分配住房的方式是失败的，完全靠市场中的商品房让所有人都买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也是必然失败的。市场只能解决一定收入水平的家庭的住房改善问题，但无法解决中等偏低收入家庭的商品化住房问题，更无法解决低收入群体与困难群体的住房改善与保障问题。

中国近十年房改货币化分配之后的核心问题，恰恰是没有同步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体系，过度的依赖于原有的福利分配和市场化。虽然同步出台了经济适用住房政策，但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使经济适用住房并未能有效的落实于应分享改革成果的低收入家庭，并变相成为了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房。因此购买行为远大于租赁行为，仍让大量的低收入家庭可望而不可及。事实更多表现出的是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上的“缺位”和在市场中过度垄断与行政干预的“错位”，以至于形成了全民购房运动和价格信号的扭曲。

法律赋予了建设部为房地产的主管部门，但却没有一个国务院的专门机构管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现有建设部中只有一个房地产司，没有社会保障司、没有房地产金融司（包括保障性金融措施）、也没有住房保障性税务的管理功能。因此没有了决定保障性体系建立的带头部门，仅靠地方政府的自觉自然就形成了市场的一手强，保障性的一手弱的局面。

虽然我们仍未能促成《住房法》的立法，以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来建立住房保障体系，并明确相关的住房金融和税收体系，但总算有了个“意见”。

从去年的国六条出台开始，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开始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今年“意见”的出台则是国六条进一步落实，给社会发出的信号则是政府的职能归位。晚了十年，总算是亡羊补牢，政府承担起住房应承担的买单责任了。当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这个两条腿走路的“意见”被从上到下达成共识时，许多不应有的争论的结果将被事实所证明了。

市场仍在期待让商品房房价下跌的另一只“靴子”，但能给更多人带来实惠的则是“意见”中的社会保障。必须保障的是城市居民的居住权利，但并非必须保障每个家庭都有商品房的产权及过度的居住改善性条件。政策的导向将从让市场承担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责任，变为由政府承担社会保障住房责任的转化。真正对民生的关注正是体现在这种由政府买单的社会保障制度上。

让弱势群体分享经济发展的改革成果，既要解决一次分配中的竞争力问题，也要注重二次分配中的保障与杀富济贫的转移分配问题，住房尤其是重中之重。在中国已基本保障了就业与生存的尊严时，最难解决也是最必须解决的就是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让一张床变成一套房，历来都是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意见”终于实现了政府行为与责任的回归。这是比任何调控措施都更伟大和更长久的一项住房政策。这项政策也将功德无量的加强执政党的社会地位，并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减少了大量障碍，最终让市场更加繁荣、健康。

美国的政策常常让中国人感到很不舒服，甚至许多是敌对的，但并不妨碍中国政府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时也会有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和意见，但用“两个凡是”来划分对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没有这些偏见的影响，也许建立中国住房保障体系的“意见”会在几年前就出台，房地产的市场也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