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儿小涵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住院期间，其家长录音、录像，全程记录诊疗过程，还找院外医生求证诊疗方案。此事经羊城晚报报道后(见9月27日《手足口病患儿的ICU“惊魂”》)，引起社会持续关注。近日小涵病情恶化，治疗效果不佳，此事再次受到关注。

　　10月31日下午，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一一解释“不信任”事件的各个疑点。患儿小涵的父亲徐先生则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虽然事情尚未说清楚，但现在孩子身体多项功能损伤，有生命危险，他最关心的是儿子的病情。

　　事件

　　回放

　　家长全程录音录像

　　医生步步要求签字

　　做煤炭生意的山东人徐先生，40岁才生下儿子小涵，现在儿子一岁半，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然而9月20日，孩子发烧，诊断为手足口病；9月22日送到了省妇幼保健院。检查后，小涵立即被送进ICU(重症医疗监护室)抢救，还要做腰椎穿刺术、CT，并上呼吸机。

　　“孩子进来时活蹦乱跳，怎么一下子就要进重症监护室？”患儿家长徐先生心生疑窦，认为有过度治疗的嫌疑。据他回忆，当时医生说小涵肺部出现纹理，非常危险，但他复印了病历给广州的其他儿科医生看，也找北京的专家咨询，被问到的医生专家都说“病情没那么严重”。

　　这让徐先生对医院失去了信任。他对医生的诊断和来往电话都录了音。9月24日，孩子病情有所好转。9月29日，医院认为小涵已达到治愈出院标准，建议出院继续康复治疗。但徐先生未办理出院手续，因为他认为，孩子还不能出院，只是先回家休养更好。于是医院同意让孩子回家休息。

　　10月8日，小涵又发烧、咳嗽了，第二天就返回医院救治。医院要做胸透等检查，但徐先生拒绝了，只同意做手指验血。医生的治疗建议得不到家长认可，感到很为难。

　　随后小涵病情迅速恶化，出现高热、皮疹、肝脾肿大、黄疸、多脏器功能损伤等，病情疑难复杂，治疗效果不理想。省妇幼请来了中大孙逸仙纪念医院的李文益教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曾其毅教授等广东地区儿科著名医生一起会诊，诊断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综合征和噬血细胞综合征，并伴随多种感染。然而患儿对治疗反应不佳，病情控制不理想。

　　基于此前的经历，这次孩子住院，徐先生和妻子非常谨慎。孩子每天的体温、喝水情况、咳嗽、小便、吃水果情况，都全程记录。医院为小涵会诊，徐先生也要求参加。会诊时，他详细做笔记，和医生的通话也都录音。对此，医院表示，医生们压力很大。

　　10月23日，双方的不信任达到了顶峰。那天，由于医院工作人员疏忽，搞错了小涵的用药知情同意书(是用旧模板写成的)，上面显示患儿“巨细胞病毒阳性”，需要使用更昔韦洛，并且还有“应家长强烈要求”等字眼。后来才知弄错了，用了别的孩子的模板。“医生还让我签知情同意书，出了事谁承担责任！”徐先生还反映，医生总是找他签字，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10月31日，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陈运彬和儿科主任王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患儿小涵经前期救治，目前病情稍稳定，不像之前那样剧烈波动了，但仍极其危重，有生命危险。

　　对话

　　家长

　　“我也觉得很悲哀”

　　患儿父亲表示：目前不想多说了，只关心孩子病情

　　在陆续请来广东省内知名儿科专家后，省妇幼保健院昨日又请来了上海儿科医学中心的王莹教授前来为小涵会诊。

　　孩子生命垂危，作为父亲的徐先生已经不再有前几日那样激烈的情绪反应。10月31日他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情绪很低落。他表示，目前对此事不想多说了，只关心孩子的病情。

　　“我要对孩子负责”

　　羊城晚报:你自己选择来这个医院治疗，为何又对医院不信任？

　　徐先生：我跟医院其实没什么，孩子在这里住院，我能怎么样？只是之前我对医院的一些说法感到不解。现在我也不说什么了。上午医院还告诉我，现在社会都来关注这件事，怕对治疗有影响，我现在也只关心孩子的病情了。

　　羊城晚报：你之前怎么想起来要做录音？有没有想到你的不信任会给医生情绪带来影响？录音会对医生造成心理压力，可能会影响到对孩子的治疗？

　　徐先生：之前我感觉医生说的一些情况不怎么合适，毕竟是嘴上说的东西，我要对孩子负责，就做了录音。我还就此事与王主任(儿科主任王波)进行过沟通，医院认可我的做法，并说能起到监督作用，帮助改善他们的工作。没想到后来变成这样，我也觉得很悲哀。

　　羊城晚报：怎么悲哀，你觉得是造成了什么影响？

　　徐先生：我现在不想说，现在还是尽力救我儿子吧。

　　“我对医院没误解”

　　羊城晚报：你说治疗过程中医生老是找你签字，你觉得是因为你录音而引起的吗？

　　徐先生：之前刚来时有些问题我提出疑问，医院说这是他们的规程，如果我不认同，就不要在这里治了。比如我曾提出上呼吸机是否导致了免疫力下降。好多问题说不清。对我个人来说，现在孩子还在医院抢救，我不好再说什么。

　　羊城晚报：要求上海医生来会诊，是你提出来的，还是医院提出来的？

　　徐先生：是我提出来的。广东省内该请的专家都请到了，但一直没有结论，病因至今不明，病情还在加重，我非常着急。所以我向医院建议，能不能找一些国内有名的专家来会诊，查明病因，救救孩子。医院说可以。

　　羊城晚报：你现在对医院还有“误解”吗？

　　徐先生：我对医院没有误解，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救孩子。不管是因为工作失误也好，是别的其他原因也好，只希望能尽快把孩子的病治好，尽快恢复到之前活泼健康的状态。我之所以选择到这个医院来治疗，肯定是相信这个医院的。进来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感觉孩子状态越来越差，多器官损伤，有生命危险，作为家长，我特别心痛。

　　对话

　　院方

　　“为你服务你却提防”

　　患儿医生坦言：压力很大，已经40天没睡好觉了

　　对“录音门”事件的诸多细节，医院如何解释？院方认为：徐先生的多疑和不配合延缓了治疗进程，对孩子的康复非常不利。

　　有没有过度治疗？

　　羊城晚报：患儿家长反映：孩子刚来医院时活蹦乱跳的，为何直接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还要做腰椎穿刺术？到底有没有“过度治疗”？

　　陈运彬(副院长、儿科主任医师)：患儿需不需要进ICU，应由当事医生作判断，因为他有第一手资料。院外医生没有看过病人，判断不一定准确。

　　王波(儿科主任，广东省手足口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一般人看来，孩子刚进医院还是活蹦乱跳的，但是在医生眼里，那时孩子的病已经很重了。手足口病的特点就是很隐蔽，一旦发病又非常迅猛，要以分秒来计，能否在10-18个小时的黄金时段开展救治是十分重要的。

　　刚入院时，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右上肢肌无力，持物不稳，这就意味着可能出现高危情况。后来按照我们的治疗方案，小涵很快恢复了，也证明医院当初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没错。徐先生据此称“过度治疗”，是不太客观的说法。

　　羊城晚报：院方弄错了知情同意书，是造成患儿家长不信任的“顶点”，如何解释这件事？

　　王波：当时小涵出现发热、皮疹等情况，院外专家来会诊建议使用更昔洛韦加强抗病毒力度。因工作人员疏忽，知情同意书使用了旧模板，书有“巨细胞病毒阳性”字样。这件事医院确实有失误，但更正很及时，家长是在正确的文本上签字的，对治疗没造成任何影响。

　　两次入院无关联？

　　羊城晚报：第一阶段，小涵因手足口病入院，治疗后好转，医院要其出院，为何很快他又病了？并且很重？两次病有没有关联？

　　王波：第一次住院治疗，效果不错，很快就恢复了。之所以让小涵出院，因为医院认为，他已经康复了。小涵前期的手足口病和返院后的病没有直接相关性，但由于小涵为重症手足口病患者，因此前期的病可能导致其抵抗力下降、免疫系统紊乱而更易受到病毒感染。

　　羊城晚报：小涵第二次入院时病情迅速恶化，治疗并不见效，为什么？患儿家长质疑：为何治疗多日连病因都没有找到？

　　王波：目前的诊断是明确的，但病因复杂，具体是哪一种病毒还在检测中。由于每个人对于病毒的免疫功能不一样，因此院方做了很多排查，也只能确定为是一种病毒感染。目前小涵的病情危重，其病情发展趋势是向好还是向坏，还不能确定。

　　录音录像行不行？

　　羊城晚报：患儿家长反映：刚开始他录音、录像，是得到医院认可的。为何医院又认为给医生带来了很大压力？

　　王波：患儿家长处处录音录像，我压力很大，从接触这个事情起，已经40天没睡好觉了。

　　陈运彬：从法律上来讲，患儿家长要录音录像，是合法的，可以录，但结果是医生们很尴尬。如果平时说话都要录音，这也太缺乏信任了。家属抱怨医生老躲着他，其实医生也是人啊，为你服务，你却时时提防，心里会很不舒服。

　　尤其是专家会诊，是各位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时候，医学本身就存在很多争议的，专家出现分歧也很正常，这对制定正确的诊疗方案是有利的。如果患者家属出席会诊，家属不太了解专业内容，同时可能会对专家发表意见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专家有些话就不愿意说了。说到底，这对患者不好。医院会把会诊结果告知患者和家属，但会诊过程最好不要参加。

　　羊城晚报：家长反映，老是找他们签字，是不是推卸责任？

　　陈运彬：诊疗要签名，是医院常规办法，并非每一步都要签名，只是贵重的药品、风险大的诊疗是要家长知情、同意的。患儿小涵的父亲徐先生感觉被要求签字多，正因为小涵的病情很危重，而不是因为医院专门对他故意如此。前段时间五胞胎婴儿抢救期间，婴儿家长每天都要签字，也是一样的道理。

　　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

　　谁是谁的敌人呢？

　　“患者一开始就想到医生要敛财，医生一开始就想到患者要闹事，这样的‘病’如何治呢？”

　　对这起典型的医患不信任事件，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早已关注，并且还曾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调解。

　　廖新波在给小涵父亲徐先生的短信中说：“经了解，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已经由顶级专家会诊，治疗上基本没有很大争议。原因是病毒感染后引起的免疫功能障碍，造血系统也有一些问题。我意见是：会诊已做，只能听医生的，相信医生不会把孩子往死里医。我会要求医院科学地、负责地处理。”

　　刚刚画上句号的深圳“八毛门”事件，引起医患双方和媒体反思。对有类似之处的“录音门”，廖新波说，医患双方应该是朋友，而不是互相提防的敌人。他说，虽然现在医疗行业有不正之风，但要相信大多数医生是有职业道德的，不会存心害孩子。

　　廖新波还说，儿科诊疗比较复杂特殊，由于小孩子自身不会表达，家长又往往不懂医疗知识，所以必须借助一些必要的检查去诊断病情，希望家长能够理解支持，不要动辄扣上“过度治疗”的帽子。医院也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共同对付病魔。

　　10月31日一大早，廖新波在其新浪微博上继续探讨此事：“医生的医疗行为到底该听谁的？”对于这场医患之间的暗战，他质疑道：“为什么医患要‘战’呢？谁是谁的敌人呢？患者一开始就想到医生要敛财，医生一开始就想到患者要闹事，这样的‘病’如何治呢？”

　　廖新波指出：看病录音、会诊录音，最后是谁的损失呢？医生没有“见病勇为”的敬业，处处“明哲保身”，句句“外交辞令”，事事“签字为证”，谁悲哀？比如：“腰穿”、“骨穿”能值几个子呢？但对于判断神经系统病情变化和造血系统的变化是最有效、最传统、最常规的手段，医生都不能自主决定，这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医疗环境的恶劣吗？谁来化解呢？

　　中午时分，廖新波发出一条博文《医生的医疗行为到底该听谁的？》。他在文中说，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谁也不能保证每个病人在穿刺的过程中百分百不出现不可预料的意外，这种意外是谁的错？谁来承担后果？医师是应该有一颗对生命敬畏的心，但不应该是揣着如何不被患者讹的心态工作。医患关系日益恶化谁之过？医师难道不是受害者？他在文末写道：希望矛盾恶化的初期，大家共同关注，大家一起讨论，在医学的问题上，并没有谁赢，也不知道谁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