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这么多年下来，超生罚款，似乎成了天经地义，少有人质疑。但其实不管对社会抚养费的收取，还是计生政策的制定本身，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反思和修正。

200亿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谁？

首先，收取社会抚养费的正当性欠缺。按照计生委的官方解释，这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那社会抚养费的性质就如同排污费了。这一逻辑的背后，是把超生者看成了社会负担，政府则需分出资源养活这些人。但实际上，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若教育得当，制度合理，绝大多数人一生所创造的价值远高于他所消耗的资源；另外，在中国，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费用多数由家庭承担，又有何必要向政府额外缴费？

其次，社会抚养费总数成谜，在使用上也不够透明。中国每年总共收取了多少社会抚养费，按说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可记者向国家计生委咨询，却被告知没有相关数据或不能发布。难道这也算国家机密吗？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和滞纳金应该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预算管理，可在不少地方，这一款项只不过转手给了县计生委，或多数留给乡镇，而十多年前，一个乡镇计生委的临时工都可能有20余人，以至于有“社会抚养费抚养了计生委”、“省市吃土地，县乡吃肚皮”一说，这种“罚款经济”岂不是与收取社会抚养费的初衷相悖？

要控制人口增长，除了强制堕胎和超生罚款，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作为经胡耀邦特批、全国唯一一个“二胎试点”的山西翼城县，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它采取的是“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而其他国家和这些年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前行、人口素质逐步提高，生育率会日趋走低。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计生政策，不耗费这么多行政资源，依然会达到控制人口的效果，还会避免或缓解劳动力短缺、社会老龄化、性别失衡等种种弊端。

计生政策控制人口的初衷是好的，但其本身是计划经济思维下的产物，这为其推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埋下了伏笔，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悖论和乱象只是其中之一。希望计生政策能及时调整，向更加人性、更加尊重人口生育自然规律的方向转变，同时防止被部门利益绑架，被政策惯性左右——因为这可能牵涉几十万人的饭碗，关系到政策制定者的颜面，但这种调整却是以人为本、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最起码，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和使用上不能再是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