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突出位置，必然会影响接下来的具体改革政策，破解长期存在的“半城镇化”局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作为历史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并提出了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等一系列策略，从多个方面推进城镇化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以前的城镇化，某种意义上是半城镇化。两亿多农民工来到城市工作生活，但大部分人无法享受包括医疗、养老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市民之间存在较大的基本福利差距。2012年，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常住人口52.57%的城镇化率。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突出位置，必然会影响接下来的具体改革政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破解长期存在的“半城镇化”局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这次全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是将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这有利于构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格局。之前的城镇化，出现不少“空城”、“鬼城”，地方政府的各种隐性债务也较高，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有形的手”干预过多，干了很多本应由市场干的事情。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对应在城镇化领域，则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之前主要由政府主导的各种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和运营中来。另外，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地位确立，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宏观经济的整体向好，从而为城镇化提供最关键的产业支撑。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但要将潜力变成真正的内需，必须提升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消费能力。当前农民的收入偏低，在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方面与市民有较大差距，也意味着有较大提升空间。这次全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就将使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一个可预见的提高。同时，新政策鼓励农民从农业进入到工业或服务业工作，必然会提高农民的工作报酬，实现更高的工资性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必定会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内需所在。

    全会还提出，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意味着财税体制将更有利于城镇化走质量型路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后，会减少地方政府财力平衡的压力。通过财税制度改革，让地方城市政府有了可持续的税收来源，也可以避免他们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改变之前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通过财税制度改革，也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将城市打造得更宜居，吸引更多人来居住，从而扩大税源。

    城镇化本身就是一种微缩的改革挑战，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进程息息相关。有理由相信，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得到全面落实，中国必将实现质量型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