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配图

　　终于找到房价高企的原因了，原来是我们的年轻人想提前享福，都挤着去提前买房，把房价都挤高了。不过，讲这件事前，我却想先讲个似乎不相关的事。

　　就在8月27日，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对外通报称，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河南航空有限公司企业名称登记，恢复其原有企业名称，即鲲鹏航空有限公司。原因在于伊春空难后，河南航空“给本来未在该公司投资的河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企业在市场上看不清预期，公民更是在房市上看不清预期。北京的年轻人不在27岁当房奴，他们在33岁或37岁恐怕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工资的增长远赶不上房价的增长，这种房价几年内可以连翻几番。他们宁愿在27岁时当稳房奴，那是因为27岁时当房奴比起33岁或37岁当房奴的代价小得多。

　　在2000年以前，人们并不急于买房，那是因为那时的房价上涨与工资增长是同步的；而在国外，33岁或37岁当房奴，其原因也在于他们的房价增长与工资增长也是成比例的。而国人对于今后的房价没有一个合理预期，所以宁愿透支今天的财富和精力，也要先置下产业。

　　这种预期的不稳，跟政府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政府控制了城市土地的供应，并且利用土地来经营财政，拍卖出一个又一个“地王”，房价不攀高才怪；另一方面，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却供应不足，那些面对高企房价而叹息的人，无法住进政府的保障房中。在这种对未来没有合理预期的情形下，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自救，就是在房价节节攀升时，赶早做起房奴来。

　　这个报告有数据、有分析、有结论，貌似很理性、很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说法。之所以北京人甚至全中国人都在急于买房，并不是所谓“年轻人依赖父母过早购房的需求”，而是源于我们的制度。即使不说投资渠道过少、通货膨胀过快等因素，仅仅从住房保障制度上来看，我们就不能把板子打到那些买房的年轻人身上。

　　从报告所给出的数据来看，像日本、德国这种地少人多、政府介入住房保障比较深的国家，首次购房的年龄偏大。而像美国这种地域宽广、政府鼓励个人买房建房的国家，购房年龄就相对低得多。由此可见，政府对保障房支持的力度大小，决定着首次购房年龄的高低，北京首次购房人年龄低到27岁，并非什么需求和恐慌，而是实实在在的缺乏住房保障。

　　就在本月，住建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督察组对各地进行检查，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九大部委联合组成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督察组将联合督察，没有完成任务的地方政府，将被约谈。进行检查的背景，就是地方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不力。虽然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数据，但从各地方的建设情况来看，像全国人均GDP最高的鄂尔多斯，经济适用房仅开工2111套，还不及计划的七分之一，公共租赁房则尚未开工。今年5月，住建部与各地方政府签订了建设58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军令状”，但时至今日，能否完成却令人担忧。

　　而今年还是我国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最为明确、量化的一年，即使这样，也很难满足众多无房户的需求。目前我国的保障房制度有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公租房等手段，其中前两者或是由于可以短期收回投资，或是以供应本地干部为主，建设上还算能够完成指标，但却难以满足住房缺口。而后两者不但建设缓慢，还有极严的户籍、收入等方面限制，只能满足一小部分本地无房户的需求。对于众多刚刚工作或是初为父母的年轻人来说，不买房就很难有一个长期固定的居所。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但与福利社会的欧洲、公营住宅发达的日本和新加坡无法相比，就连与崇尚自由市场的美国也无法相比。美国有《住房法》、《城市重建法》、《国民住宅法》、《住宅与城市发展法》等一系列法律，来保障居民住房的需求，比如规定政府必须为低收入者提供较低租金的住房，提供租房补贴，帮助低收入家庭获得房屋所有权等等措施。而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均比较模糊，对地方政府也没有严格的住宅保障规定，住房基本要靠居民购买商品房，这才是首次购房平均年龄快速下降的根源。

　　想改变年轻人急于买房的状况，需要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无房者提供更多的保障房，才是最有用的手段。